安立志

说起子产，许多人都会想到子产不毁乡校；最近偶翻闲书，却看到另外一些史料，让人感觉：一个子产，判若两人。

子产是郑国相国，不毁乡校，只是其应对舆情之一面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2年。子产拒绝了然明拆毁乡校的建议，以此体现了一个执政者重视民意的政治胸襟。为了叙述方便，原文抄录如下：

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论执政。然明谓子产曰：“毁乡校，何如？”子产曰：“何为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，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？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。岂不遽止？然犹防川，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决使道，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。”（《春秋左传注（修订版）》下册，杨伯峻著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1192页。）

子产这段议论，有三句话特别精辟，一是百姓“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。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”这大概是古代中国的优良传统。二是“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。”讲的是消除“民怨”的途径和方式。“忠善”的方式是“说理”的方式，“以人为本”的方式，“解决问题”的方式；“作威”的方式是“强制”的方式，“权力至上”的方式。三是对待民意，犹如防川，“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决使道（导）”。这措词是否很熟悉？这话来自“召公谏厉王弭谤”那段史实。巧了，郑国的首任国君郑桓公恰恰就是周厉王之子。子产作为相国，大概不会忘记这段本国历史。

子产这段佳话在历代“资治”类著作中多有提及，甚至孔夫子也评价甚高。后来有人将此作为郑国曾经言论自由的佳话加以推崇。然而，这样的佳话，与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毕竟不可同日而语。黎澍先生的《言论自由古史辨》发表于1945年，对古代类似事件作过评论，他认为，“中国自古无言论自由。不但没有产生过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，也没有存在过类似言论自由的事实。”（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》第五卷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，435页。）

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发生在郑简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542年）。郑国还是那个郑国，子产还是那个子产，四年之后（公元前538年），却爆发了强烈的民怨：

郑子产作丘赋，国人谤之，曰：“其父死于路，己为虿尾，以令于国，国将若之何？”子宽以告。子产曰：“何害？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，故能有济也。民不可逞，度不可改。《诗》曰：‘礼义之不愆，何恤于人言？’吾不迁矣。”浑罕曰：“……君子作法于凉（信、实之意），其敝犹贪。作法于贪，敝将若之何？”（《春秋左传注（修订本）》下册，1254-1255页。）

一项决策，一起风波。这项决策是子产的“作丘赋”，其实是一项税收政策。由于其加重了国人负担，引起了百姓不满。此时的民怨已不是乡校对时政的“议”，而是国人对相国的“谤”，子产与其父都遭到民众唾骂与诅咒，原因很简单，子产的“重赋毒害国人”。值得注意的是子产的三点反应：一是决策依据。他宣称，“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”“为善者不改其度，故能有济也”；古代的统治者，为政决策往往打着为了社稷，出以公心的旗号，再邪恶的做法，也会把动机打扮得公正长远。二是权力傲慢。在自我标榜的同时，子产表现出十足的权力傲慢，“何恤于人言？”“吾不迁矣”，最豪横的是这一句，“民不可逞，度不可改”，即百姓不可放纵，决策不可更改；体现出明显的驭人思维和长官意识。三是一意孤行，郑国大夫子宽就此提出批评；然而，这些话如东风过马耳，子产并不回应。

子产作为春秋时的政治家已载入史册，不毁乡校一节，作为一项善政，至今仍广泛见于各类文集与教材之中。然而，《郑子产作丘赋》却少有人提起。当然有人曲为之辩，道是“春秋之世，兵革数兴，郑在晋、楚之间，尤当其剧。”如不加重赋敛，“岂得全无赋乎？”内政外交需要钱啊！不过，也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今子产于牛马之外，别赋其田”“一丘出两丘之税”。（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1203页。）这显然是罔顾民生的苛政；而“苛政猛于虎”，则是孔子后来的总结。且不说子产的无视民意、权力傲慢、刚愎自用，仅就其加重税赋、激起民怨这件事来说，这至少不是一桩善政。